外戚、宦官更迭把持，朝政自然很腐败。因此而引起羌乱，还因此而激成党祸。
羌人本住在湟水流域，后来弃湟水，西依鲜水、盐池。莽末，乘乱内侵。光武、明、章、和四代，屡次发兵，把它打败。然而降羌散处内地的很多，郡县豪右都要侵凌役使羌人。安帝时，羌遂反叛。降羌本是个小寇，造反时连兵器都没有，然而当时带兵的人都观望不战，加之凉州一方面的长官都争着要迁徙到内地，或置百姓于不顾，或强迫百姓迁徙，于是羌寇转盛。至于羌人东寇三辅，南略益州，汉兵仅能保守洛阳附近而已。而兵费的侵渔，又极厉害。安帝时，用兵十余年，兵费至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平定。顺帝时，羌乱又起，兵费又至八十余亿。直到桓帝时，他任用段颎，尽情诛剿，又经过好几年，才算彻底平定羌乱。然而汉朝的元气，则自此而大伤了。
党祸起于后汉的士好立名。士人初则造作名目，互相标榜，进而诽议公卿，裁量执政。这时候，游学之风极盛，太学诸生至三万余人，恰好做了横议的大本营。当时宦官兄弟、姻亲布满州郡，对其尽情惩治，自然是人情之所欲，并且也是立名的一个机会，于是宦官与名士势成水火。桓帝也是相信宦官，宦官遂诬士人结连党羽，诽议朝政，要一概加以逮治。后因后父窦武替他们解释，才放归田里劳作，然而还是禁锢终身。桓帝崩，无子，窦后和窦武定策禁中，迎立灵帝，年方十二，太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谋诛宦官贾节、王甫等，不克，反为所杀。于是党狱复兴，诸名士身受其害，和因其逃亡追捕，而人民因之受祸的更多。善类遭殃，天下丧气。灵帝年长，尤其相信宦官，又喜欢“私蓄”卖官、厚敛，无所不为。于是民穷财尽，而黄巾之祸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