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伯承执笔翻译这部书的时候,刘伯承正和邓小平同志一道,指挥第129师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全师参战兵力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名,曾一度收复县城9座。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刘伯承在《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中深情地写道:“去年第一、二、三共三章已登载于《前线》(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主办的军事刊物),以后各章和附录延迟到今日我才陆续译完与校正完。用以供应军事干部的业务学习,亦即回答左权同志生前的希望。”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旧中国交通不便,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派人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进行校正。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细细地进行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