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伯承执笔翻译这部书的时候，刘伯承正和邓小平同志一道，指挥第129师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全师参战兵力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名，曾一度收复县城9座。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刘伯承在《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中深情地写道：“去年第一、二、三共三章已登载于《前线》（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主办的军事刊物），以后各章和附录延迟到今日我才陆续译完与校正完。用以供应军事干部的业务学习，亦即回答左权同志生前的希望。”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旧中国交通不便，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派人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进行校正。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细细地进行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