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很冷淡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满脑子地位和贵族的特权，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最激烈、最厉害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父待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箴言之一的，亦即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做出牺牲。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又生性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褊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父，也没再去过耶稣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父有天壤之别，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父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账房先生。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账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他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的那件公案没被忘记。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账，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身无分文了，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自此之后，我再没听人提过蒙泰居先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行当。不过他在我的协助下，原本是可以风风光光地干下去的，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道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单枪匹马有能力闯上了这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