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了斯塔尔和黑格尔的君主意愿人格化，卢格就面临着费尔巴哈面临的同样的诱惑，即将作为整体意愿的更高来源的“人”人格化。但是，这个诱惑明显地与他讲的普遍历史意义有矛盾。一方面，他坚持大多数的意愿永远不是绝对的。这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过程保持着活力并且呈现为开放式，它始终在未来是有待修正的。此外，他对于普遍的选举权持谨慎态度，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直接的目标而是作为一种扩大政治包容性过程的合理端点。卢格在这里表达的是他对于社会问题的首次担忧，这主要指向这一创造了非人性等级的过程，他认为这种等级在现在的情形下是没有政治参与能力的。他表明，教育能够纠正这一点而且能够在将来为普遍选举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卢格认为教育能够培养集体的内在理性并且确保其一贯正确。[40]后来，在1843年，德国人民未能维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抗普鲁士和撒克逊政府的镇压措施之后，一个缺口在卢格设定的人民的理想代表和未能认识他们公认的合理利益的现实的人民之间被打开，这时他也未能屈服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熟悉的不满。在这个时候，他既对他们丧失希望又渴望创造一种“新”的人民。[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