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那么，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翻译过来，却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的推销；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并且独立成册的，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这种翻译文学状况表明中国文学并未走向近代。翻译文学大量涌现是在甲午战争后，从1894年到1906年的十多年间就出现了516种翻译小说，而从1907年到1919年的十多年间则有翻译小说多达2030种。[1]翻译文学直接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弄潮儿都是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却是不懂外文的林纾，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使中国人从情感上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在文学创作上，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开始具有现代性因素。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是在甲午海战之后被梁启超推崇为“诗界革命的旗帜”。而裘廷梁1898年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可以说是后来胡适的白话文革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