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 诗人必须天天为世俗的日常琐事忙得团团转, 而只能尽可能地挤时间进行创作, 这使她十分憎恨世俗的日常生活。她女儿阿里阿德娜谈道:“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 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 由于占去主要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马克·斯洛宁更具体地谈道, 她“深深爱着儿子和女儿, 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 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 ‘岁月’从她身边逝去了”。所以, 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
1939年6月19日, 茨维塔耶娃在几经踌躇之后(她预见, 回到当时的俄国——苏联后, 自己的作品很难发表, 甚至创作都会很艰难, 曾在自己的手稿本上这样写道:“是永远也不能再见到俄国好呢, 还是永远也不能再见到我的手稿好呢?万一非要让我两者选其一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的。显然, 俄国有我没我都无所谓, 可是我的手稿不能没有我啊。同样, 我没有俄国照样活, 可是没有手稿, 我活不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这手稿里”), 终于结束了长达17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莫斯科, 同先期回国的丈夫和女儿阿莉娅团聚了。然而, 她的妹妹阿娜斯塔西娅已经在1937年被逮捕。她回国后的“日常生活相当艰难, 点煤油炉, 挖地窖, 家务杂事占据了大量的时间, 偶尔才能坐下来谈谈心”, 甚至一连34天从早到晚洗洗涮涮, 两只手臂由于过分劳累都脱了一层皮(安娜·萨基扬茨)。1939年8月27日, 女儿阿莉娅被捕。10月10日, 丈夫又被捕入狱。她的作品被封杀, 只能靠翻译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她曾给斯大林写信, 申诉自己的情况, 希望得到公正待遇, 但毫无结果。“失去了亲人, 无家可归, 许多事情无能为力, 四周围绕她的几乎都是冷漠的人, 尽管赞赏她的诗歌作品, 她缺乏真正的知心朋友, 因而觉得自己是谁也不需要的人, 她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 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为了儿子, 绝不能倒下, 为了保持好名声, 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安娜·萨基扬茨)她只好在料理家务、管好儿子、尽可能地给监狱中的亲人送些东西之余, 埋头于创作尤其是翻译来进行自我拯救。(安娜·萨基扬茨指出:“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说来, 诗歌翻译不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 而且是一种自我拯救, 让她暂时忘却处境的险恶, 这种处境正以无法遏止的力量把诗人变成无足轻重的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