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一直渴望有一个指路牌，指导他们走向个人成功，让人生更有价值，但如果说1936年马乔里•希利斯的《享受独居生活》、1936年多萝西娅•布兰德的《醒来并开始生活》、1937年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的热销与经济情况有任何的紧密关系，或者说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跃居到了畅销榜的首位就暗示了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再次希望了解怎样通过拒绝世俗的进步与提升来保持快乐，那这些推论未免有些人为地拔高。然而，1935年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1936年尼格里•法森的《违背者之路》，约翰•冈瑟的《深入欧洲》和《深入亚洲》（分别在1936年和1939年）以及其他关于外国事务的书籍的畅销（更不用提《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确实反映了人们对欧洲新闻的关注正在升温，这是因为纳粹党和法西斯分子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势力越来越强大。
这十年中的一些书在特殊环境的帮助下显得意气风发。1934年非小说类畅销榜首位的是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当罗马燃烧时》，如果这位作者没有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电台节目，来迎合喜欢书籍的人们的智力消遣，如果他没有通过收集古老的诗歌和眼镜、讲述凯瑟琳•科内尔的故事以及吹捧吉卜林、哈博•马克斯、劳拉•E•理查兹以及聪明的导盲犬来取悦广大听众的话，单凭这本收集奇闻轶事和奇思怪想的小册子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再见，奇普斯先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听众对伍尔科特先生的极大热情）。《从北美到东方》（1935年）和《听吧！风》（1938年）的热销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构思精妙，而且也可能因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是一个令人崇拜的英雄的妻子，还因为其本人也受人爱戴。任何特定时期的成功书籍与这一时期的观念和品味的总体趋势，两者之间的关联不应被分析得太过紧密：作家们的才能千差万别，读者的品味亦是如此，在整个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机遇的成分。例如，在这十年的多数时间中，公众对于经济问题的兴趣是不可否认的，而经济学专著的销量也相当可观。然而，没有一本关于美国经济情况的书籍能登上畅销书榜首——虽然《一亿豚鼠》（这本书以消费者的立场痛斥了生产商，购买时，消费者自认为买到的东西与生产商实际上销售给他们的东西特别不同）销量巨大，还有几本斯图亚特•蔡斯生动简洁地描述经济僵局的书籍也销售火爆。或许，经济学终究是一门低沉枯燥的学科，或者说，是分歧、假设和猜想组成的枯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