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突破中世纪的多元权力格局，都铎君主大力借助君权神授的理论，有学者在比较东西方的法观念时评论说：“国王只要受神的恩宠而在王位上，自然要对神负责，而且必须是为国家而存在。国王应为公而活、为公而死、为公而生。正因为如此，这里虽然具有绝对主义的色彩，但对于同时代人来说并没有意味着专制。而且，国王虽然被从法律中解放了出来，但还是要受神法、自然法、基本法、继位宣誓等的约束。只是由于神法的要求，即王的意思和国家福利一致的要求，允许国王无限制的活动。”在西方，绝对王权不等于为所欲为和不受限制，而仅仅指不受监督。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国家主权学说的人，他认为主权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主权是绝对的，是无限制和无条件的授权。但这种概念上的主权在被统治者运用时又不能打破自然法的限制，不能侵犯财产权。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Berman）认为，一个“绝对的”君主是他的王国里的最高立法者，他同时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豁免，包括豁免于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尽管没有制度手段来保证他履行这种义务，他却有道德上的义务去遵守神法和自然法。